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私营的昆仑影业公司以山东著名义丐武训经办义学的经历拍了著名的电影《武训传》，影片公映后在社会上迅速掀起武训热潮，全国文艺界争相探讨这部影片凯耀配资，
可不久后，《人民日报》却公开批判这部电影，认为这是一部为封建主义招魂的大毒草，武训身为底层的乞丐，不思翻身革命，却帮助统治者办义学，歌颂封建统治者，这种否定革命，为帝王将相摇旗呐喊的乞丐又怎能被歌颂，被传扬。
1951年七月，一篇《武训历史调查记》的批判性长文被刊发，武训被定性为大流氓，大地主，这部电影也被就此封禁，成为新中国第一部禁片，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武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武训原名武七，是标准的穷苦人家出身，幼年丧父的他跟随母亲给远房的姨夫当长工，可是这个张贡生是为富不仁，他编造假文书让武七给他家白干了三年长工，还倒欠他一笔钱，不识字的武七去他家讨要工钱，反被毒打一顿，武七回家气得大病一场，
当时的社会，一个穷困潦倒的长工，被人拖欠工钱，上告无门，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武七认为自己因为不识字所以才会被骗，所以他发下宏愿凯耀配资，要凑资办学，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读书，不再受人欺负，二十一岁的武七决定以后以行乞为生，攒钱办学，可这个决定遭到母亲和哥姐的一致反对，认为他得了癔病，可武七坚决的要去讨饭，并和家人断绝关系，从此一人踏上江湖路。
在他三十多年的行乞生涯中，足迹遍布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每日打板说唱，扮成小丑取悦路人，讨得的钱财从不使用，只以粗粮残羹果腹，由于天天把“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这句唱词挂在嘴边，时间久了，大家都当武七是疯魔之症，所以得了个“义学症”的诨号。
武七讨饭日久，攒下了不少钱财，很快就被亲戚们惦记上，他寄存在姐夫处的钱财有去无回，让他们两家就此恩断义绝，
为了保住自己讨来的财物，他打探到本地的乡绅杨树芳为人仗义疏财，就登门相求，可杨树芳是举人，当然不愿见一个疯魔的乞丐，武七在杨家门前跪了两日，终于被请进了杨府，两人详谈后，杨树芳对武七大为钦佩，愿意帮助他保管钱财，还答应日后会鼎力助他办学，此后武训讨得的钱款全部放到了杨家，杨树芳帮助其买田置地，放贷经营，使得资本迅速积累，
1888年，五十岁的武七孑然一身，虽然已经攒下田地230亩凯耀配资，银子3800两，可他仍然住破庙，吃残羹剩饭，在杨树芳的帮助下，属于武七的义学终于建起，\"崇贤义塾\"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正式招收学生，武七请杨树芳担任校长，并找到当地的学问人，跪求他们来义学教书，
义学开办后，武七的名字开始流传开来，馆陶县杨二庄的了证和尚听说了他的大名，主动找到武七，愿意捐出庙里的香火钱和部分庙产，帮助武七开办第二所义学，
又过了三年，朝廷的学部侍郎裕德来山东视察，听闻义学之事后也捐出二百两银子，当地的富户也闻风而动愿意捐钱助学，武七又在临清县开办了第三所义学，
至此武七声名大噪，山东巡抚张曜也听闻了武七办学的故事，亲自召见了这位义丐，并下令免除办义学田地的钱粮税赋，还为武七改名武训，以示垂训世人之意，又上奏朝廷，请求表彰武训，光绪皇帝御笔亲题“乐善好施”牌匾，赐黄马褂，改“义学症”为“义学正”赐予武训为号，可声名鹊起的武训却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1896年，五十九岁的武训身患重病，他不愿花钱医治，在义学巷中溘然长逝，这个无儿无女的老乞丐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万民空巷，争相执绋送殡，路边跪送者数以万计，沿途哭声震天，古今帝王之殡也无法与之并论，十年后，大清朝廷特准山东为他建造祠堂，并树碑立传，称其为千古一丐。
而新中国成立后为何要批判武训呢？国家初立，百废待兴，阶级斗争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电影《武训传》不合时宜的出品时间，歌颂了地主阶级，这让组织上大为光火，所以批判这部电影也是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服务，
可此后的形势发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1966年，武训被冠以劳动人民的叛徒，为地富反坏右摇旗呐喊的鼓手等罪名，革命小将们砸开了武训墓，将其尸骨游街示众后砸烂，最后又一把火烧毁，武训的祠堂也全部被推倒，这位义丐最终成为被革命的对象。
文革结束后，《武训传》仍然没有被解禁，直到1985年，政治空气有所松动，电影终于被平反，可仍然不准公映，而武训的名字更是成为禁区，时至今日仍鲜有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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